過去十多年,香港發生太多大事,香港人也似乎無暇多討論廣東歌。
既想吃麵包夾蔥,又想喝咖啡的他,卻在妻子烤好的麵包中,發現一個發白的東西。畢竟,如果一定要先了解一國的文化環境才有資格對作品發表意見,一來會讓許多人對閱讀卻步,二來會讓社會討論的風氣趨於封閉,這應當都是民主自由社會中的有識之士所不樂見的。
而讀者也不需要太在乎果戈里本身的思想歷程與創作理念,依憑自身的文化價值觀去理解果戈里的作品即可。更糟糕的是,他有一個強勢的妻子,完全不顧那鼻子其實是她烤出來的,一味地指責是身為理髮師的他把客人的鼻子割下來了。無論如何,根據俄羅斯的《古史紀年》記載,(在西元9世紀時),「因為斯拉夫人內部失和,所以他們決定要找一位能夠依法統治和裁判大家的君主。這種想法當然沒有什麼不可以。因此找到了瓦蘭吉亞(斯堪的納維亞)的羅斯人擔此重任。
他們的統治者是透過錯綜復雜的親屬、責任和義務關係,將他們聯繫在一起。至於,他們確切的關係恐怕就很難說清楚了。新聞媒體報導,有確診者在恢復陰性後重回工作崗位,卻遭到同事歧視,也有孩子在康復後重新返校上課,竟遭到老師酸言酸語……恐懼疾病是人的天性,然而,人與人的信任卻也遭到破壞,很多的歧視和閒言閒語加諸在確診者身上,即使身體已經康復,心理卻遭受另一種折磨。
桑塔格想透過剝除這些疾病迷思,而減少想像和汙名化所帶來的痛苦,這是對疾病進行「除魅」,是試圖走出隱喻迷宮而真實面對疾病的努力。然而,要居住在由陰森恐怖的隱喻構成各種風景的疾病王國而不蒙受隱喻的偏見,幾乎是不可能的」 但「只是一種病」究竟意味著什麼呢?把癌症僅僅當作一種疾病來治療,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我反覆地思考桑塔格對於疾病心理化的批判論點。他不單單只是一個受害者。
不論是本來健康的人或正飽受疾病痛苦的人,無一例外受到影響。隱喻,如亞理斯多德所定義的,是「藉著屬於另一事物之名,指稱某一事物」,就如同我們會為現象進行詮釋,人們運用隱喻,本是想更清楚地瞭解、溝通某一個複雜的事物。
但這些隱喻也構成一層神秘的面紗,常模糊了事物本身的面貌。我們現在沒把結核病看得那麼特別,也不再把癌症當作絕症了,HIV也慢慢地被當成一種可以治療的慢性病。文:歪帽旅人 我的主題不是身體疾病本身,而是疾病被當成修辭手法或隱喻加以使用的情形。是的,我們理智上知道COVID-19的感染力,知道怎麼預防它,知道染疫不是任何人的錯,但有一種無意識的迷思和恐懼,一種烙印在語言裡的習慣,可能讓我們給疾病增加了更多無形的力量。
我想,作為一種深刻的生命經驗,疾病——尤其是慢性病,它不太像是突然闖進而可以馬上趕走的意外之物、不是那種吃了幾天的藥就可以治好的東西,一個人要花長時間和它相處,要調適自己的心理、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當我們的身體接受了疫苗的保護,心理上又該用什麼來防疫?我們對病毒理當有更多的認識,但許多的迷思仍揮之不去。三、觀看疾病的方式 當這個世界面臨COVID-19的無情肆虐時,我們除了力抗疾病本身,也應該好好檢視它的文化意涵。然而,疾病本身可能也不是那麼簡單的事,尤其是對慢性病而言,它牽涉到的層面不只是純粹身體上的,還包括一個人心理與社會方面的調適。
桑塔格想透過剝除這些疾病迷思,而減少想像和汙名化所帶來的痛苦,這是對疾病進行「除魅」,是試圖走出隱喻迷宮而真實面對疾病的努力。當疾病承載了過多的、根本不屬於它的隱喻迷思,它的真正意義不但被隱藏起來,汙名化的問題也隨之而至。
然而,要居住在由陰森恐怖的隱喻構成各種風景的疾病王國而不蒙受隱喻的偏見,幾乎是不可能的。生病,成了一種普世經驗,成了這個世界人類的共同語言。
然而,一旦出現一種新的疾病,當人們對它的性質還不甚瞭解,當它對我們的生活和健康造成重大影響時,各種的隱喻迷思又不可避免地顯露在我們的語言和思惟裡。從早期結核病被視為是一種浪漫病或熱情病,癌症被認為和壓抑的性格有關,到愛滋病被賦與的許多性道德意涵,桑塔格從文學、語言和政治等各種角度,銳利地呈現出許多我們或許並沒有那麼仔細覺察到的隱喻。我的觀點是,疾病並非隱喻,而看待疾病最真誠的方式——同時也是患者對待疾病最健康的方式,是盡可能消除或抵制隱喻性思考。隱喻迷思所帶來的一個負面結果是,人們不願意正視疾病、好好接受治療,反而將疾病當作一種時尚身分,或是尋求另類療法的幫助,而更嚴重的是和性活動有關的傳染病,則常常會和某些團體有所聯結,甚至被賦與政治意涵,造成了恐懼、歧視和排外。用心理化的語言來描述身心整體的痛苦,這樣的說法並非隱喻,而是想傳達出生病這一件事是多麼地難受、對整個生命造成的影響是多麼大。桑塔格力抗疾病的心理解釋與道德解釋,認為這是將責任置於患者身上最有力的方式,「要正視癌症,就當它只不過是一種病而已……它沒有意義,也未必是死亡判決。
當現代醫學更加詳細地研究心理健康以及生活壓力對免疫系統的影響,關注癌症與慢性病患者的生活調適,我們所面對不只是醫學的典範轉移,對於一個終究會生病的人來說,對於疾病的看法以及疾病下的自我認同與生命敘事,也勢必跟著變化。然而在這種語言描述裡,病人似乎也無辜地被當成兇手,當成異類,當成是病毒本身。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一、走入疾病王國 2020年初,一場意外的疫病全球大流行,讓這個世界的每個人都成為了疾病王國的公民,戴上了該王國特有的口罩護照。他的整個人生都因病受苦,無法簡單分割成獨立的身體部分和心理部分。
新聞媒體報導,有確診者在恢復陰性後重回工作崗位,卻遭到同事歧視,也有孩子在康復後重新返校上課,竟遭到老師酸言酸語……恐懼疾病是人的天性,然而,人與人的信任卻也遭到破壞,很多的歧視和閒言閒語加諸在確診者身上,即使身體已經康復,心理卻遭受另一種折磨。如果是你我染疫,會希望被社會這麼對待嗎?然而在疫情的流行時期,這類的語言與隱喻,卻成了一種你我都不知不覺在使用的流行用語。
當卡夫卡說自己的結核病其實是心理疾病時,他或許想傳達的是自己不只是身體生病了,心理也飽受折磨。仔細想想,我們現在用了哪些語言描述這個病毒?我們將它當成某種犯罪兇手,疫調足跡與匡列接觸者,找出感染源所在,好像在緝捕兇嫌似的。對於疾病這種普遍的人類經驗,我們的文化裡存在著許多的隱喻迷思,使得「生病」這一件事往往無法單純,患者的受苦體驗也更加複雜。二、不只是生病 桑塔格在七十和八十年代分別寫成〈疾病的隱喻〉以及〈愛滋病及其隱喻〉兩篇長文,探討疾病的隱喻/迷思如何影響人們生病的經驗,如何形塑一個文化對待疾病和患者的方式。
我寫作此文,是為了揭示這些隱喻,並藉此擺脫這些隱喻」 到底,日本的(野)櫻花是從那裡來的呢? 最有可能的媒介大概還是鳥吧。
那麽,日本的櫻花也是從中國南方移植過去的嗎? 這倒也未必。只是,這個集團的首腦長孫無忌被武則天鬥垮,從此失去了政治舞台。
正是日本人的「慧眼獨具」讓櫻花可以進駐到世界各地庭園 —— 可以說「櫻花的美,日本人說了算。也就是說,野生櫻花其實並不特別垂青今天的日本作為安身立命之處,日本也並不是因為提供了特殊的自然環境,才造就了今天處處有櫻花樹的景象。
Photo Credit: 尾形月耕 @ public domain 醍醐の花 至於,為什麼中國人很早就馴化了櫻花,卻始終未與其「心靈交會」呢? 答案或許也與「花期」有關。在日本,武士階級的興起大約在西元11世紀,主因是年輕的天皇想要反抗「攝關」對於天皇家族乃至天皇政治權力的掌控。日本刻意栽培出的櫻花基本上算是適應溫帶氣候的品種,但是不同品系的櫻花開花的時間也不同。不過,喜愛馴養生命的人類,在開始發展出權力概念之餘,想必不會忘了設置照護花朵的專職,以美麗的花朵來彰顯權位的高貴。
文:蓮子水共同體 在自然萬物的演化中,花登場的時間遠比人要早得多,所以,人絕不是花的創造者。可能就是因為不同地方的鳥類與不同的遷徙習慣帶來了不同的野生種,而日本人再以此為基礎創造出新的人工品種。
其實,日本天皇家的家紋是菊花,日本護照上印的花也是菊花,所以,如果現今日本要選代表花紋的話,菊花其實比櫻花更有正當性。」 根據記載,白居易應該是有史以來將山櫻花從長江流域移植到洛陽的第一人。
只要對日本稍有興趣的人,對于日本人「瘋」櫻花的情況都不至於太陌生。中唐詩人白居易就有留下好幾首「詠櫻」詩。